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特别是关于我们这个古老而有着从无断裂历史记录的国家中各种史学方面的研究。然而，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学术界的食货派，虽然与禹贡派、战国策派、学衡派等同列中国近现代几大著名史学流派之一，却有着诸多史实不清、学术研究不明的情形。因政治成见，1949年以后，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几乎无人言及他们的学术贡献，而他们的学说也只有在被作为反动学术受到批判才会被提起。
新时期以来，虽然有些文章从多个层面探讨了食货派，然而从整体上来看仍然对其缺乏系统性的研究，食货派史学研究的现世价值难以彰显。苏永明《“食货派”史学研究》一书用严谨的学术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一重要史学研究派系进行了继往开来的研究。他用几乎能找到的所有史料详尽而系统地对中国近现代曾活跃一时的“食货派”研究群体进行了细致分析、深入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不断在文中表明自己的态度。
笔者虽然不太涉猎纯学术研究的书籍，但翻开《“食货派”史学研究》的第一页，就很难合卷，读后甚至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这是我本人第一次这样专心致志地认真阅读一本纯学术专著，虽然很吃力，但却十分重要，它让我学着打开另外一种学习方式的窗。苏永明是个踏实勤勉并不失创新精神的学者，‘食货派’本来就是换个角度看历史的史学研究流派，苏永明对此情有独钟，视角也很是独特，本书告诉读者，必须对一些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保持初见般的好奇之心。”微信发出去不久，立即引来好多同学、同事、朋友的围观和议论。据此，笔者想谈谈“重新估定史学研究的现世价值”的看法，因学识有限，浅显不周处先行致歉。
首先，食货派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派别，而且其政治理念及发展轨迹非常复杂。笔者认为，任何一种学科研究均有其历史及兴衰过程，这本身跟政治、学术是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关系的是因为政治及学术研究在历史行进的过程中有着必然的时间及空间上的重叠。正是这种必然的重叠，使得各种不同视角及态度的学术研究因它在现世中难以避免的政见而断断续续、兴衰更迭。苏永明在《“食货派”史学研究》的绪论中，是这样表达自己的研究观点：“学者学术观点不应被视为政见的表达，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分开的。换言之，不是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就一定有什么样的学术观点。”他还认为，“食货派”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但他们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研究还是存在一定的学术性。同时，他还表明了本书的研究态度：为避免因政治立场的因素影响本书对食货派的研究探讨，他将坚持沿着政治与学术分开的思路，将食货派放到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天平上了称量，在广泛取证的基础上，进行客观系统的研究。
笔者认为《食货派史学研究》一书恰恰是作者为坚持政见与学术分开的态度，用材料与物证的整理分析来告诉现世学术界的一个固执而倔强的深层意义而作，这意义在于承认各门类学科在史海浮沉中均有遗珠，研究者们应摒弃学术外的傲慢与偏见，求真务实地找到其价值所在，延续前人的研究成果，继而取得各领域的叠加成果，出版这本书的态度具有强调学术研究的现世价值是高于其他学术之外的意义。
其次，食货派以“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为指导，倡导“分工与合作”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这本身对现世学术研究者们来说仍有着很高的榜样价值。陶希圣是这样描述中国社会史学论战毫无结果的原因：“争论者，常严守自己的逻辑，‘你说的错了，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才对，因为是我说的。’”而作为食货派的领袖人物，他提倡“分工合作，物证为先”。这在当时，应是开言论之先河，树史学研究史料论证之风。
这对于现世各门类学科的研究者又何尝不是灌顶之音呢？在《食货派的治史方法》一章中，作者是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食货派主张从问题入手，广搜史料，审查史料，重视统计与比较方法的应用，强调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比照西方社会史，倡导‘综合研究法’，形成了学派鲜明的治史风格。”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治史方法论仍不失为一家之言，现世中应有可资借鉴之处。同时，他还认为，食货派的治史方法终究未能尽脱非理性情致的制约，对唯物史观未予以应有的关注和积极的评价，其治史方法亦因此顿然减色。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学上的命运，与其治史思想方法的缺陷不无干系，值得总结与回味。
坦率地说，作者在这个章节的观点有完美主义之嫌，但笔者仍觉得，任何学科门类的研究都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评价一个方向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不同，它是不是后来研究者纯学术研究方法的楷模，只有坚定而不妥协的方向，才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在学术研究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完美主义不一定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而是应在不断坚持的方法上有所突破，在发现缺陷中不断披荆斩棘，奋力前进，并最终获得专业人士的关注及持续研究，这才是学科门类之大幸，也是与作者的“曲线救国”的完美主义殊途同归。但是，两者的区别在对于现世的意义正好折射出两个相反的态度，一曰一意孤行，一曰顾全大局。当然，这无对错，只是各表一心。
最后，研究食货派的学术成就，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挖掘其现世的价值。笔者认为，食货派的现世影响及现世意义在于，学术研究者本就应敢于坚持正确的方法，开辟学科门类研究的新领域，这便是学术界应有的“敢为天下先”的活跃积极之风，这一风气的叠加形成，必将使得各学科门类的研究如沐春风，蓬勃发展。如“食货派”风靡之时，便还有“禹贡派”等学术研究派别的形成。正是这些不拘泥于流派的各种研究思想如洪水般汹涌、雀跃，才使得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领域有了一段短暂而扎实的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没有专章研究“食货派”史学研究对现世的影响及现实意义，而是重点谈了食货派的历史影响及其历史地位。他认为，“食货派”的影响力及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在于他们鲜明地提出社会史论战之后必须打破陷入政论、忽略史料的局面，走学术合作以及史料与理论相结合的道路。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新思想、新思路，为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出了一条新道路，指引了一个新方向。
事实上，任何学术门类的研究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正是因为这样，笔者认为，作为后来者，必须不带政见、成见地沿着前人研究的成果进行各种研究，为每个学科的前进提供正确的方法和态度的保障。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一切学术研究的现世价值，重新估定一切史学学术研究的现世价值。只有正视这一重要命题，我们才能自信地踩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摸索前行。这就是过去对于现世的意义，它要求我们必须时刻抱定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永怀敬畏之心、好奇之心、质疑之心和探究之心。